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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市與城市:明清以來杭州的“天竺進香”

时间:2019年11月28日 17:44  稿件来源:澎湃新聞


杭州上天竺寺

  關於傳統中國的進香活動的研究,近年來國內湧現了若幹優秀論著,如葉濤關於泰山香社的研究,梅莉關於武當山進香的研究等等,這些研究繼承了顧頡剛先生等人的傳統,特別重視相關民間文獻,尤其是進香碑刻的搜集,試圖以此重構明清以來中國各地的進香圖景。作為進香的“重鎮”之一,杭州的進香活動值得深入探討,明清時期杭州城市社會的發展繁榮離不開每年進香群體的定期光顧。

  杭州進香是明清以來非常重要的大範圍朝山進香活動之一,其中尤以上天竺寺為最。“天竺”本指杭州城外天竺山之上天竺寺,該寺據說始建於五代的吳越國時期,創建者則是吳越王錢俶,據《鹹淳臨安誌》的記載,當時錢俶“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創佛廬”,始稱天竺看經院。到了宋代,寺中觀音逐漸受到了上自達官貴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崇信,其寺名也在宋英宗時改為“天竺靈感觀音院”,成為江浙地區著名的觀音道場。

  圍繞著這一寺廟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廟會活動,不過至少到南宋時,當時的主角似乎仍然是杭州本地紳富。只是到了明清時代,江浙民眾才大量遠赴杭州進香,以上天竺寺為中心,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香會、香市文化,它既體現了傳統時代中國民眾“朝山進香”的一般特征,同時也有著較為濃郁的江南地方特色。

  不同群體的進香活動

  明清以來杭州進香的繁盛,其實是由不同的群體共同造成的,上至帝王,下至農民,均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首先,毫無疑問,在明清以來的杭州進香史上,農民始終是最重要的進香群體。其進香活動往往在年初即由香頭組織,“於元旦日發帖邀人,至二三月間成群結黨,男女混雜,雇坐船只,出門燒香”。正如範祖述在《杭俗遺風》中提到的,嘉道間蘇松嘉湖“各鄉村民男女坐船而來杭州進香者,……早則正月盡,遲則二月初,鹹來聚焉。須於看蠶時返桌,延有月余之久”。自二月初至看蠶之五月初,這段時間自然也是相對的農閑時間。

  關於農民之所以熱衷於到杭州進香,鈴木智夫有過較為詳細的分析,認為這一方面與上天竺觀音道場的形成有關,為求蠶稻豐收,農民十分篤信於觀音大士,另一方面則與杭州的自然地理條件有關,路途近,風光美,自然會成為江浙農民樂於前往的地方。

  其次,則是廣大女性信眾。早在明代小說《型世言》中就有關於蘇州昆山縣婦女周氏等買舟前往杭州進香的描寫:

  (周氏等)預先約定一支香船,離了家,望杭州進發。……一路說說笑笑,打鼓篩鑼,宣卷念佛。早已過了北新關,直到松木場,尋一個香蕩歇下。

  光緒間洪如嵩補輯的《杭俗遺風》中也說:“一至立夏節,燒跑香皆歸家飼蠶。繼來者,大率嘉湖市鎮及蘇申之富有家婦女。若輩舉止闊綽,不惜金錢。”

  與普通民眾相比,明清時代士人的進香活動則往往更具冶遊之意,在進香時間上也更為隨性,有意無意地反映了士庶之間的區分。

  如明人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便載其萬歷四十二年四月初八日“肩輿至天竺進香。午至飛來峰冷泉亭,觀新瀑”。而成化四年秋後楊守陳進香天竺寺所記則直接將進香稱作“遊佛”,更能說明士人進香之悠閑:

  杭多名剎,天竺為稱首。久欲遊佛,……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台,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觀音殿。啟櫝閱象,寶光奕奕射人。僧為口數手執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峭,松蘿垂蔭。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

  另外,在清代嘉興文人張廷濟的日記中亦有其道光二年七月廿八日前往天竺進香的記載,花費轎錢六百。

  還值得註意的是,明清杭州進香風習之盛,與一些統治者的支持、提倡也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在清代前中期表現得尤為明顯。以作為觀音道場的上天竺寺為例,根據清代刊刻的《天竺山誌》記載,清前期,康熙在南巡途中曾經五賜臨幸上天竺,並時有經書、碑記頒賜寺中。而另一位崇佛的帝王乾隆則更是曾經九次臨幸上天竺寺,並將其改名為法喜寺,同時還大量賜錢賜物。

  正是由於帝王的喜好,因此在清代前中期,浙江、杭州地方官員對於天竺寺更是青眼有加。“(二月)十八日,文武百官,自撫台以下,親往拈香,一切執事,城門口即便打落,不敢開鑼喝道,其敬畏有如此者”。而天竺寺本身在清代中期也得到了多次的修繕。因此,正如乾隆中期所修《大昭慶律寺誌》所言:當時“香客之至倍盛於前”。

  普通民眾進香之路線與行程

  1882年,《申報》的一篇文章在談到杭州香客時,曾說“香客皆在江蘇府州縣境,本省則惟有嘉湖兩屬之人”,這樣的說法自然比較片面。不過,杭州以北的蘇州、上海等地香客在進香者中比例占多,大約還是事實。這從西湖香市的布局主要位於西湖以北也可以看出來。如明末張岱述及西湖香市時便曾說“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嶽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清初康熙《杭州府誌》亦言當時香市之盛:“自北新關至松木場,舟車銜接,昭慶以至天竺,擺列器物玩好等物,俱成市肆”。

  明清時代江南民眾赴天竺進香的惟一交通工具當然是舟船,清代道光間所撰《吳郡歲華紀麗》也列有“杭州進香船”一條,描摹每年二三月間蘇州城鄉婦女坐進香船前往杭州的情景:

  吳郡去杭四百里。天竺靈隱香市,春時最盛。城鄉士女,買舟結隊,檀香柏燭,置辦精虔。富豪之族,則買畫舫,兩三人為伴,或挈眷偕行,留連彌月。比戶小家,則數十人結伴,雇賃樓船,為首醵金之人曰香頭。船中雜坐喧嘈,來往只七日,謂之報香,船上多插小黃旗,書“天竺進香”四字”,或書“朝山進香”字。

  直至近代,每至二月間杭州香會之時,江浙一帶甚至還有一舟難求的景象出現。如1876年2月,便曾有人因為要將家眷從上海送回常州,“第值天竺進香之時,船只極少”,因此向盛宣懷“求賞借紅船一用”。

  那麽,這些船只又是循著怎樣的路線去往杭州的呢?富豪之家以畫舫出行,其行程較為隨意。但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出於時間和成本的考慮,其進香線路相信是比較固定的,但普通的資料對此並無詳細描述。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冊《上天竺進香艙中結緣寶卷》抄本,該寶卷並未記載從蘇州出發去杭州的行程,但卻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從杭州出發,經由水路如何返回蘇州的行程,根據以下引文,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清代蘇州普通的進香團體是如何往返於蘇杭之間的:

  松毛(木)場,又來了。北新關,滔滔過。……搖到塘棲天色晚,太陽將近落山拋。香客上岸痧藥買,開船就到鉛粉橋。三十三里的菱河多野斷,兩邊插撻在關好。也有搖垣並兵和,亦有宣卷木魚敲。念佛太太緣來結,船中香客鬧喧喧。……新市街上多鬧熱,又要過一條伯姆三條橋。連市街上滔滔過,幫梢夥計換班搖。珠藤棚搭拉街當中,香客在望岸上膘。蠶山頂上一只廟,清明勝會戲台高。烏鎮街上船來歇,香客敘會鬧噪噪。又個太太上岸來買貨,又個太太船中就把佛偈念。……七十二里蘭溪搖得哮哮吼,幫稍工要換班搖。鸚墩河,一只廟,急水要過畫眉橋。平望街上船來歇,香客上岸買窯糕。幫稍要買鐵塔柄,開船一路直妙妙。八尺塘背纖穿梭過,吳江寶塔七層高。一路滔滔來搖過,還有獅子擺帶橋。幫稍便把點心吃,今朝要過蜜駝橋。安里橋急水滔滔過,霸基橋前就推稍。東準望西吊橋過,望北齊門馬路橋。洪泰河頭船來歇,香客上岸鬧噪噪。有個要到虎邱去,有個要望城里去。山塘景致真鬧熱,燈籠店相對了山塘橋。南豪街上不必說,渡僧橋造得果然高。……

《上天竺進香艙中結緣寶卷》
《上天竺進香艙中結緣寶卷》

  上引文中的松毛(木)場是蘇松等地香客赴杭州進香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泊舟場所。據《天竺山誌》記載:“松木場在錢塘門外,凡吳郡士女,春時進香天竺,必泊舟於此。吳農祥有詩雲:松木場邊春水生,綠楊紅樹隱高城。上方鐘磐珠簾迥,十里笙簫畫舫明。芳草稚媒嬌夜雨,妒花鳩婦說新晴。武林車騎如流水,閑傍清溪聽笑聲。”

  另外,從以上引文可見,該進香群體在回程中一路經過的較大市鎮有塘棲、新市、連市、烏鎮、平望、吳江等,如果將這些市鎮排列起來,比照以地圖,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其進香的路線。

地圖
地圖

  值得指出的是,明末商書《士商類要》中曾記載了蘇州由杭州府至南海普陀山的水路路程:“蘇州閶門,四十五里吳江縣,四十里至平望,九里大船坊,九里烏龍浜,九里錢馬頭,九里師姑橋,九里十八里橋,十八里至烏鎮,二十七里璉市,十八里寒山,十八里新市,三十六里至塘棲,十里武林港,二十里謝村,十里北新關……”這與上述寶卷中所載路線是基本相符的,可見自明末以來這便是一條從蘇州至杭州進香的重要線路。

  至於進香團體在往返途中的主要活動,我們也是可以想見的,主要就如《型世言》中所說“打鼓篩鑼,宣卷念佛”,類似《上天竺進香艙中結緣寶卷》這樣的文本本身也就是因著這些需求而產生的,寶卷中的大量篇幅便是在勸人行善積德。

  而如《吳郡歲華紀麗》所言,一般的進香團體來往蘇杭之間“只七日”,那麽,這七日是如何分配的呢?分析以上《寶卷》,似乎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

  據該寶卷記載,進香群體到杭州後,第一天到杭州後,先在天竺山上“安歇房頭香來進”,“拜子菩薩下山跪”,之後再到靈隱寺,當天晚宿天竺山上。“明日最(再)把回豆(頭)香來燒”,隨後一路下山,前往嶽王墳、瑪瑙寺、昭慶寺、雷峰塔、城隍山等處,並進城采買貨物後便回程,因此,在杭州大約花費兩天時間。

  除去在杭州的逗留時間,他們在路上又須花費多長時間呢?寶卷所述不明,我們不妨可以稍作推測。根據《士商類要》的記載,從蘇州到杭州北新關的水路里程約為300里,而明清江南一般的舟行速度約為一晝夜百里左右,因此往返所需時間約為5-6天。

  這在一些小說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如清末民初小說《九尾狐》中也描述到了天竺進香的情景:海上名妓胡寶玉有意前往天竺進香,便“吩咐相幫往船行中雇定了一只雙夾弄的蒲鞋頭船,並不用小輪拖帶”,第一日傍晚“管船的燒了神福,放了一串鞭炮,進來討了賞封,一班水手們方始解纜撐篙,篩鑼開船,船上扯著天竺進香的旗號,一逕向杭州而去”,“今朝一百里,明朝七十里”,結果直到“第四日午後”,方才“舟抵武林城外”,費時約三日,在沒有輪船拖帶的情況下,這應該是比較正常的速度了。

  同樣的,胡寶玉等人亦是在天竺山上“落下房頭”,“明日清早上疏拈香”,據其觀察“廟中地方寬闊,房屋甚多,即就東跨院一帶而論,各香客的房頭已有百余間之夥,其余如佛殿僧房、經樓寶閣、丈室齋堂,以及客廳廚廁、與西跨院一帶香客房頭,不計其數”。可見,接待香客正是天竺寺的一樁大買賣。

  與以上行程相比,當然也存在更為緊湊的進香安排。1930年代,時任之江學院教授的北長老會傳教士隊克勛(Clarence Burton Day)曾經在其著作中留下了一群來自桐廬的香客清明期間在杭州進香的寶貴記錄。據其記載,這些香客順錢塘江而下,黎明時將船只停泊於江邊六和塔旁的碼頭上,從那里出發,在短短一天內連續參拜了虎跑寺、大仁寺、六通寺、玉泉寺、靈隱寺、龍井寺、理安寺等,到晚上則重又回到船上返航。

傳教士隊克勛留下的記錄
傳教士隊克勛留下的記錄

  隊克勛記載的珍貴性是在於給我們留下了杭州以南民眾進香的記錄。來自杭州以南的桐廬香客為求方便而將其船只停泊於西湖以南的六和塔旁,這當然是很容易理解的,不過考慮到在這周圍未能形成另一個香市,則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不同地區的香客在杭州進香史上扮演的角色是有差異的。另外,根據隊克勛的記錄,這群香客並未前往上天竺進香,而對於蘇松嘉湖的民眾來說,上天竺則為非常重要的進香目的地,這究竟是個案還是普遍現象,需要作進一步考察。

  最後,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明清及至近代蘇松嘉湖赴杭之進香沿線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太平,而是常有盜匪出沒,我們在近代《申報》上便經常能看到類似的記載,如1871年的一份《申報》上便載有吳江某商人攜妻赴天竺進香,船至王江涇,被盜賊搶劫一空的新聞。這或許也是進香者往往會由香頭組織,集體行動的原因之一。

  進香對杭州城市之影響

  明清時代,一年數月的天竺進香活動吸引了大批江浙民眾前往杭州,因著信仰的緣故,這樣大型的活動一方面固然促進了杭州佛寺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則無疑對杭州乃至沿線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明末杭州諸生邵重生《上竺論》中對天竺與杭州之關系才會有如下之論斷:“杭城靈竺,豈但相為表里,而又相為盛衰;豈但盛衰相為,而實相為存亡者耶。”以下我們試分析之。

  首先,大規模的進香活動促進了杭州佛寺道觀的發展。對此,範祖述《杭俗遺風》中有具體的描述:

  其進香,城內則城隍山各廟;城外則天竺及四大叢林。……又以黃布、白布,或數匹、數十丈不等,扯長間段,牽拽而行,名為“舍幡”,其實白送和尚。香則檀香、線香兩種,檀香數百十斤,線香千百古,略為燒點,余亦送與和尚。故天竺之香、布兩物,雖市店亦不敵其多;至於點殘蠟燭,倉中散放,不知其幾千萬斤也。所以天竺和尚、吳山道士,白手求財,吃著不盡,各房頭均有嫡派子孫,相傳剃度,外人不得而與也。

  那麽,寺廟究竟可以從中得到多少利益呢?一些資料中也稍許為我們透露了端倪。乾隆四十三年,浙江布政使徐恕在一篇奏請雲林寺兼管天竺寺的奏折中曾經提及“天竺、雲林均系杭城古剎,兩寺各有荒瘠山地三千六七百畝,花息無多,惟三春香火較盛。今細加查核,雲林寺歲入地租香火布施,約有二千余兩;天竺法喜寺歲入地租香火布施,約有五六千兩”。由此可見其收入之豐。

  1920年代的一篇雜文在談及杭州燒香時,也專門提到知客僧對太太奶奶們的“趨承恐後”,為的就是要讓她們題寫緣薄,出資“裝塑金身”。

  其次,天竺進香繁榮了杭州城市的商品經濟,促進了市場流通。明末文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曾列“西湖香市”一條專述明末杭州香市的盛況: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嶽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邦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伢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醞。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閑都,不勝其村妝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荽之薰蒸;絲竹管弦,不勝其搖鼓頜笙之聒耳;鼎彜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

  從以上敘述中可見明末香市之盛況,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嶽王墳、湖心亭、陸宣公祠、昭慶寺,各色商品,應有盡有,真個是“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

  不僅明末如此,清代亦如是。康熙《杭州府誌》記清初香市之盛,亦雲:

  (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大士誕辰 。三吳士女買舟進香,不可億記……自北新關至松木場,舟車銜接,昭慶以至天竺,擺列器物玩好等物,俱成市肆,數十里不絕,一月有余,窮民賴以為生。

  範祖述《杭俗遺風》記道鹹間香市之盛,也說“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敵不過春市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皆香客也。余墳親李玉堂,居住留下,其房分有業竹籃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錢生意。即此而推,各色生意,誠有不可意計者矣。”

  由此可見,明清時代,香市在推動杭州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方面是一以貫之的。進一步的,我們還註意到,此類傳統時代的長程進香活動對於進香沿線市鎮經濟發展的影響相信也是存在的。如上文所引《上天竺進香艙中結緣寶卷》所載,這些進香人群不僅會在杭州城內購買土特產品,在往返途中往往會在一些市鎮歇腳,采買物事,如塘棲、烏鎮、平望等地,結果“蘇餅物件多買到,出稍裝,蠻蠻高”。

  再次,杭州香市的興盛還給很多人提供了謀生之手段,就業之機會。早在明末,《杭州上天竺寺誌》中就曾提到:“靈竺既無沃壤。山淺附郭,不容故家。居民止以香客為活,謂之鍋頭種田。交易三春為一年之計,謂之櫃上田。”

  《杭俗遺風》記“天竺山飯店,自三天竺至靈隱寺山門內,有一二十家,惟陳三房最有名。所賣之飯,每碗四文,口大者,只須一口就完。……春香一市生意,要安享坐吃一年也”。

  進入民國以後,由於交通的方便,杭州進香“一年盛一年”,它對於杭州城市經濟發展之影響自然也得以延續。一方面,轎夫、黃包車夫、船夫、小販繼續對“香市有很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些較大型的商店,如“方裕和的南貨、翁隆盛的茶葉”等也都“為香客們所信用”。

  不過,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民國時期,隨著杭州逐步向旅遊城市轉型,所謂進香的人群也在發生悄然的變化,杭州逐漸成為了上海新興中產階級的後花園,而燒香則越來越與旅遊結合在了一起。

  今上海圖書館藏有一份民國年間印行的《武林進香錄》,其中內容十分豐富,“凡進香者如何借寓,何處上棧,如何雇轎、乘車、駕船,一切價目如何,便宜較省如何,進香次第日期如何,進香挨次路程有幾座廟寺,各寺廟名稱及火車來回價目時刻表,杭地西湖出品物件莫不應有盡有。書中再有各大寺院,各名勝山景,統用照相拍出印入”。

  同時刊印該《進香錄》的商戶還宣稱提供香燭異地支取業務,客人只須出資購買聯票,該商號便可在三日內“照票代運到杭”,同時還可以將香燭分包,並在各包上寫明“何寺何廟所用,內分名目,何對之燭是燒大殿,何對之燭是燒內殿,何對之燭是前殿,後殿的是何神仙”,“只需挨次取出隨燒,決不致亂失次序而手慌腳亂”。

  從以上說明及提供的服務來看,這部《進香錄》所面對的對象顯然不是普通的農村香客,而是來自大都市的中產階層,他們實際上並不真正了解杭州、天竺的寺廟文化,但進香卻實實在在給她們提供了一個前往杭州休閑的理由,因此才會有類似《武林進香錄》這樣的刊物與相應的服務出現以迎合其需求。不過,對杭州城市而言,這就已經足夠了,因為香會文化的底蘊已經為城市的轉型提供了足夠的動力。(圖3-6)

  譚鈞培禁燒香

  在明清時代,從法律上講,民間燒香活動,尤其是婦女燒香並不被允許,但這樣的法律事實上卻很少得到認真施行,除了在一些特殊時期,而清末或許就是這樣的時期之一,杭州的進香活動便曾在這一階段遭遇過較大規模的申禁。

  清末江南對朝山進香活動的禁止是由光緒初年曾任江蘇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的譚鈞培發起的。光緒六年(1880),上任護理江蘇巡撫不久的譚鈞培發布了禁止進香的命令,《申報》以《護撫新政》為名,對此進行了報道:

  蘇郡每逢春二三月復有各處香會,或赴茅山,或往天竺,往往雇船買桌,男女相雜,船桅高扯朝山進香旗號,帆檣相借。各船戶皆樂於裝載,以其人數眾多,船價既可從豐,而逢關過卡亦可稍寬稽查也。此次中丞出令不準有香頭香會名目,並令大小船行各具切結,不得攬載各路香會之人,如敢違禁,定即嚴行究辦雲。

  至於為什麽要嚴禁香會,《申報》在稍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具體分析,認為進香之舉在當時有縱奸,縱盜,釀寇,漏捐四患,故不得不嚴禁:

  吳中二三月間,男婦糾會,出境燒香,每一關卡日所過之船日以千計,其中弊竇凡有數端:婦女出門,家長必查其所往之處,至於燒香則儼然份內之事,見其夫若父甚為有詞,而男女雜踏眠食,蓬窗起居,究非所便,若有私約者因是以遂其欲可也,故縱奸一也;連檣對艫,銜尾而來,舟必數十人,人必數金,而年輕者亦與其中,有產者亦在其列,珠翠盈頭,鮮衣奪目,宵小窺伺,得便而劫之,而地方官從此多事,故縱盜二也;船插黃旗,擔扛巨燭,列隊而進,鳴鑼以示先聲,且某會有某會之標識,一幫有一幫之衣履,且氣象宛似營伍,不肖之人由此生心,假以結聯羽黨,即不難為伏莽之戎,故釀寇三也;大則舟由艫千里,小則三兩野航,高豎旗幟而曰進香,則關卡不屑過問,假令會中有私攜貨物,或船夥貪受其庇,夾帶稅物者,卡中放過矣,故漏捐四也。有此四端而謂可以任之恕之,則亦何不可恕哉。

  分析以上提到的四患,縱奸、縱盜歷來是地方官員指責民間信仰活動的重要理由,而釀寇、漏捐卻正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即經過太平天國戰亂的清政府,對於民間利用香會之名“結聯羽黨”有很強的警惕性,另外,戰亂後百廢待興,急需資金,因此地方官員對於偷逃關卡捐稅也十分敏感。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才直接導致了上述所謂“新政”的產生。

  那麽,這樣的政策究竟有沒有得到具體執行呢?從相關史料看,在其發布之初,應該還是嚴格實行過一段時期的,如當時上海縣令便曾奉命向本境保甲人等發放諭單,以防止“無賴之徒,先期糾斂”,“中途拿辦,利已入己”,同時也確實有香船在關卡處被中途截回,故“此風頓殺”。而且事實上,該禁令發布後一時間也確實對進香者起到了震懾作用,1882年初,《申報》一篇文章在談到當年的天竺香客時,便曾說道“香客皆在江蘇府州縣境,本省則惟有嘉湖兩屬之人,去年譚蘇藩憲護理撫篆,曾經出示嚴禁,並諭令各卡嚴行查禁阻截,一時各屬聞風,凡欲進香者皆塔焉意喪。今歲譚公雖卸撫篆,仍居藩任,令出必行,難保不申明前禁,以故香客猶皆遲疑,而天竺之熱鬧殊不及曩昔也”。

  本來太平天國後,杭州“大吏發帑,富戶捐募,天竺、靈隱、吳山各廟漸復舊觀,而下鄉蠶絲,以外洋銷售價昂,亦復家給人足。杭州香市,應可漸漸復原”,但譚鈞培的政策一時卻打斷了這一進程,對杭州城市商業的繁榮無疑是有影響的,導致杭州香市“日衰一日,如範祖述所雲者,不及十分之一”。而光緒初修纂之《杭州府誌》也曾言及“近年吳中大吏有懸厲禁者,鄉民裹足,於是杭城內外,市面交易為之驟衰”。

  不過,總體而言,這樣的情形似乎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1881年,譚鈞培卸任護理江蘇巡撫,仍任江蘇布政使,盡管他在年初依然發布了禁止進香的告示,但實際上由於“行事類皆掣肘,從前鋒厲之氣亦以稍殺”,因此已稍稍弛禁,“沿途各卡不奉嚴劄諭禁,則雖連檣而至,亦聽其往來,不為阻止。以故三月初旬以來,糾集進香之舉已漸有人焉。況近日天氣晴和,四時之中所不可多得之景正在此時”,“杭州松木場以及茅家埠一帶其熱鬧情形必已日勝一日,而通城生意當為之生色矣”。

  至1882年初,蘇州等地更是“此禁大開,十九日為觀音大士誕辰,舉凡荒剎古庵,莫不會啟無遮”。雖然仍然有地方官員出示申禁,“苦口婆心,諄諄告誡”,但民間卻早已“故智復萌”了。

  在歷史上,對於民間信仰活動的懸禁,即使要取得部份的成功也是非常困難的,比如清初湯斌在江南的毀滅五通神,便是一方面得到了康熙的大力支持,同時還有地方士紳的配合,才暫時取得了一些成果。與湯斌相比,譚鈞培對朝山進香的禁止更多的只是一時興起,既沒有得到最高層的支持,同時由於天竺進香在江南不僅僅是下層民眾的一種信仰活動,也得到了達官貴人的青睞,因此這樣的行動根本也無法取得地方士人的支持。再加之譚鈞培光緒初年一時驟貴,在蘇州立足未穩,官場同僚亦並不配合其行動,正如《申報》論者評說的,“同官之中漸與不洽,有臨其上者,而其事不能果行,有與之並者,而其誌且不能遂,於是意興闌珊,漸蹈模棱泄踏之習,而先後迥判兩人”。所以,由其倡導的這次試圖與地方傳統相較量的角力也就註定只能成為數百年“天竺進香”史上的一個小小的插曲。

  小結

  中國傳統的進香活動與西方的“朝聖”相類似。“在任何宗教中,總有一些被視為特別利於同超自然力量建立聯系的地點和時間,而在絕大多數的文化中,人們總是會前往這些地點以求建立此種聯系”。這就是所謂的朝聖(pilgrimage)。1978年,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通過對基督教文化中朝聖現象的研究指出,朝聖具有一些通過儀式的中介性,對於朝聖者而言,朝聖這一行為的意義在於通過脫離日常的社會結構,而獲得某種提升(體驗)。從這方面來看,朝聖與進香自然有相通之處,即兩者都尋求對日常生活的解脫而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

  但對中國進香現象的理解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顯然是不夠的。1992年,韓書瑞(Susan Naquin)等人出版了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一書,其中收錄了相關學者對泰山、五台山、普陀山、妙峰山朝山進香問題的若幹研究論文,試圖以中國的實例豐富關於朝聖的理論,同時也提醒人們研究中國相關問題的重要性。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韓書瑞在導言中曾將中國的“進香”稱為pilgrimage-like behavior,顯見已經意識到它與西方朝聖現象的區別。但要深入理解中國的進香活動,則只有浸淫其中,正如上世紀20年代顧頡剛先生等人對妙峰山廟會所作的調查那樣,仔細研究各地進香的對象、組織、行程、活動等具體內容,才能有所明了。

  本節正是通過對明清以降杭州進香活動的初步研究,借助於對某些細節的揭示,初步表明了在江南社會生活史上,杭州進香作為一項持續了數百年的民間俗信活動,因著各方面條件的作用,成為了江浙地區各階層民眾日常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並保持其強大生命力。同時,杭州作為進香目的地,也大大受惠於此,明清時期杭州城市社會的發展繁榮離不開每年進香群體的定期光顧。而官方對這樣的活動也往往是明張實弛,即使是偶爾的懸禁,也很難獲得成功。當然,以上所作的只是一個非常初步的探討,進一步的研究還有待進行。

《多元視野下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的互動:以明清江南為中心》,王健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出版
《多元視野下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的互動:以明清江南為中心》,王健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出版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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