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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鮮明特點,請看唐律中具體案例!

时间:2019年12月04日 15:56  稿件来源:北京日報


資料圖。圖源:北京日報

  禮是古老中國的一種社會現象。禮不僅起源早,而且貫穿於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有關禮的觀念與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調整著人與人、人與家國,乃至人與天地萬物的關系。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合,又構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的特征和特有的中華法文化。

  兩漢所開辟的引禮入法的多種渠道,為禮入於法、禮法結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魏晉至唐沿著這條路線終於完成歷史性的禮法結合。唐律無論結構、內容、註釋均已蔚為大觀。禮與法的結合也臻於成熟和定型,可以說一整套體現宗法等級思想與制度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評價。

  透過唐律可以發現禮與法的內在聯系,可以體驗禮是怎樣融化於法的,可以印證禮是唐律的靈魂,唐律是禮的法律表現,二者是互補而不可分的關系。如同《唐律疏議·名例》中所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唐律疏議·名例》中所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典範。
《唐律疏議·名例》中所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典範。

  唐律是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典範,剖析唐律是有助於鑒古明今的。唐律所反映的禮法結合的鮮明特征,連同它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成為中華法系賴以確立的重要因素。

  禮指導著法律的制定

  綱常之禮是唐律最基本的內容。十惡大罪之所以“為常赦所不原”,也就在於它的行為觸犯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唐律的制訂從武德朝起,歷經貞觀、永徽、開元諸朝,始最後定型。

  在這個過程中,以禮改律之處甚多,例如,貞觀前《賊盜律》“謀反大逆”條規定:“謀反大逆人父子、兄弟皆處死,祖孫配沒”。貞觀修律時改為“謀反大逆人父子處絞,祖孫、兄弟皆配沒。”這個改動主要是依祖孫兄弟的血緣親疏關系而調整處死的範圍。

  按《禮記·祭統》“孫為王父屍”,祭祖可以孫列,說明了祖孫關系重於兄弟關系,如果祖孫配沒,兄弟處死,顯然於親情不合。因此貞觀修律時房玄齡據禮作如上改動。

  又如,《戶婚律》“同姓不得為婚”條,只禁止同姓及外姻有服屬尊卑為婚,對外姻無服是否屬尊卑為婚沒有規定。永徽修律時,增補了“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違者杖一百,並離之。”按禮,堂姑、堂姨等為父黨母黨,且有尊卑名分,如許為婚,豈非汙損名教,蔑棄人倫所以據禮加以禁止。魏征曾經指出:“禮義以為綱紀……明刑以為助。”既然明刑是為了助禮,因此唐律的制定與修撰,自然要以禮為指導。

  禮典、禮文直接入律

  唐律的制定除在總的方面接受禮的指導外,有些律文幾乎是禮典的翻版。

  譬如《名例律》“八議”是《周禮·秋官·小司寇》“八辟”的照搬。《戶婚律》“七出三不去”是《大戴禮記·本命》“七去三不去”的移植。也有的律文是禮的原則的演繹,譬如,《名例律》關於“矜老小及疾”的具體規定如下:“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

  顯而易見,這是從《周禮》“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和《禮記》“悼耄不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演繹而來的。

  此外,唐律關於不孝罪之一的“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是《禮記·內則》“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誌,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和《禮記·曲禮》“父母存,不有私財”的法律化。類似的例子在唐律中是多有可見的。

  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

  定罪量刑時“於禮以為出入”,是唐以後人們評價唐律的主要著眼點。而從唐律的規定和審判實踐是可以得到證實的。以鬥毆為例,一般“鬥毆人者笞四十”。但“諸毆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遞加一等。尊屬者,又各加一等。諸毆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諸毆祖父母父母者,斬”。由於親屬之間親疏有別,長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據親等,處以不同刑罰,這是禮所要求的。

  從審判實踐中,也可發現以禮折獄、棄律從禮的案例。例如,長慶年間,某姑鞭打其媳至死,京兆府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以禮改判。《冊府元龜》記載其事如下:“柳公綽,長慶中為刑部尚書,京兆府有姑以小過鞭其婦至死,府上其獄,郎中竇某斷以償死,公綽曰:‘尊毆卑,非鬥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所議。”

  以上可見,凡是違禮之罪都要加重處刑。由於“於禮以為出入”是公認的道德高於法律的司法原則,並受到國家的保護,因此司法官寧可不依律,也不可以不循禮。不依律所責者是職務,不循禮所責者是人格。由於唐代科舉取士的重要內容是儒家經典,因此唐代官員明禮者多於明法,以禮斷案對他們是並不陌生的。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張晉藩 )

  (原標題:引禮入法 禮法結合)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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